相比之下，王振宇就沒有王振鹏的艳福了，因为他马上就要去见一大帮充满铜臭味的商人。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现在作为整个国民政府的实际掌权人，王振宇终于知道什么叫高处不胜寒了，想想后世窝在某个角落里大骂某某领导人无能确实是太爽了，也许这个领导人真的是非常无能，但是换自己去未必就有能了。
连续一个多月了，王振宇都沒有睡好过觉，相比之下，护国战争时期也沒这么烦恼过。
每天看到的都是坏消息，接触到的都是触目惊心的事情，而最为可笑的是，王振宇这个据说是南中国最有权力的男人在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居然也会觉得力不从心。
各级官僚机构的腐败，拖沓，好吧，这个是历史遗留问題，可以通过县人治县和民主监督去慢慢解决，但是土地改革在湖南湖北广西三省以外推不动就是正儿八经的大问題了，这是挑战，**裸的挑战。
不过在仔细看过报告之后，王振宇还是忍不住叹了口气，农村，农业，农民，所谓的三农问題岂是那么好解决的，要知道即使是到了后世，这个问題也一直困扰着执政者，每年的一号红头文件肯定是说这个事情。
南方九省，光是县城就有近千个，镇万余，村更是数十万余，这样的情况下，渔农会要建设，就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大批的人手，而实际上，目前的国社党工作队能维持着让各县组成县议会，实现县人治县都是十分吃力的，更别谈什么土地改革了，王振宇惊讶的发现，自己在湘西和广西推行土改自然不难，这里地广人稀，土地矛盾本來就不大，可如果要是在整个南方这么玩那就有点恼火了，事实上，很多省份的地方宗族势力十分强大，你让他用土地來换你手里的债券，对不起，人直接就能鼓动一大帮子农民造i的反，一些土改工作队的干部甚至因此惨遭绑架或者是杀害，地方治安形势也一度恶化，在來上海之前，出于维持社会问題來考虑，王振宇已经停止和暂缓了其他六省的土地改革，看样子也只能是慢慢通过城市化和工业化來促进这个问題的解决了，这个时候王振宇突然觉得那个被人们定性为走资派的小矮子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至少他找到了一条路，或许值得自己走走，，。
土地和农村改革还是其一，现在來上海來谈的问題则是一个更大的问題。
华元的发行权问題，严格來说，就是上海金融管理权和发钞权的问題，因为在上海以外的地区，在刺刀的保护下华云已经成为了主流货币，这一点已经不需要那些上海滩的大亨们承认与否了。
可是照理这个事情不是应该在国民政府成立的时候就已经谈妥了吗，当初不是说好五大银行共有发行华元的权力吗。
对不起，有人反悔了，不过反悔的人不是王振宇和国民政府，而是四明银行这帮子宁波人，这可就是做死的节奏了。
王振宇实在是不理解四明银行这帮子人的脑袋是用什么做的，居然敢跟自己耍滑头，如果不是自己最近有意识的控制自己的情绪，估计早就下令让王亚樵在上海大开杀戒了，租界又怎么了，自己要杀人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情。
不过杀人解决不了问題，以王振宇今时今日的地位却泄私愤就更沒必要了，所以他还是和自己的岳父，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叶祖文，以及陈光甫，宋汉章，张公权一起來见宁波帮这帮子人。
事实上宁波帮的反悔也不全是坏事，至少给王振宇提供了形成一个不错的思路并付诸实施的机会。
这段日子都忙着在上海和刘鸿生、荣宗敬这些实业家联手鼓动上海的资本家们投资轻工业的同时，王振宇一直在考虑一个很实际的问題，如何掌控政权。
这可是一个大课題，几乎每一个从政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整个政治生命思考的大课題。
从唯物主义的角度來说，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才是绝对的。
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不可能永远的掌握权力，因为权力这个东西很可能因为人事的变动，力量的消长而发生转移。
绝对的控制不是不存在，而是太难了，难到很多人穷极一生也沒能实现。
康熙够厉害了吧，为了实现集权，想了那么多的办法，什么专折奏事，风闻言事，可是随着年纪的增长，精力的衰退，都了最后还不是被自己那堆儿子架在火上烤，连个传位诏书都要藏在正大光明匾的后面，确实是够正大光明的。